我們在此相遇
城市書局原來就在辦公室的兩個轉角就能到的地方
步行大概不到五分鐘就會到。
所以在臉書上偶然看到「我們在此相遇」紀錄片的活動,
想說這麼靠近,可以的話就過去看看。
—
这是香港,这是马来西亚,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。
我们或许遇上,或许不。
生活有时热热烈烈,有时,什么都没发生。
人生旅途上,我们承受,我们拒绝。
多数时候,我们不过是想做多一点点,稍稍改变现状。
—
紀錄片有熟悉的場景,有我們的家鄉。
五位主人公在不同的時間點、以不同的契機想要為社會做出改變。
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,是嘉美和允中;
然後是張老闆。
嘉美是香港人,從中學開始就熱心投身在社會工作。
她的丈夫是檳城的公正黨州議員,兩人是在香港社運的時候認識的。
不婚主義的嘉美決定和丈夫結婚,是因為他們知道社運這條路要承擔的險。
他們決定結婚,是為了在任何一方如果出了什麼事被逮捕的話,能夠保有探視權。
那樣的決定,彷彿是已經深信這一生都要為了社會奮鬥一樣。
而決定搬到馬來西亞定居之後,她的社運之路沒有因為離開香港而停止,
反而她比更多的馬來西亞人還要深切地關注馬來西亞的社會問題。
允中是砂拉越人,中學畢業後到台灣唸書時被台灣的社運啟蒙。
之後到了美國深造、再回到香港的大學任教,參與社運一直都沒停止。
但畢竟社會運動還是會有被當權者已各種法令扣查的可能,在父親勸說下,
他決定定居香港,每年回馬至少兩個月。
即使在香港,他也繼續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,同時也關注馬來西亞的社會問題。
想讓人們擁有更好的社會、更好的生活,這樣的精神是跨越國界的侷限的。
而他們正是用自身展示了這樣的價值觀。
—
張老闆在六零年代因為參與社會運動,在內安法令下關了八年的時間。
等到七零年代中回到社會,一切已經改變了,革命的種子燃燒出的火苗也幾乎都要澆熄了。
張老闆之後開了出版社,出版了很多與社會有關、冷門但充滿價值的書。
他的用意當然是想讓更多的人關注社會問題,或者最起碼地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。
張老闆說人們開出版社為了賣書賺錢,這麼不刺激的東西他不做。
他賣不賺錢的書,這樣才刺激。
不僅是在馬來西亞,他到印尼採購收集當地的社會書籍,參與交流會。
他想要在印尼開個書店(紀錄片是前兩年拍攝後製完成,現在張老闆已經開了印尼書店),
在那裏讓更多人看到大馬和印尼的社會書籍。
不管過了多少年,他堅持做他認為對的事情。
—
「社運不是一項短跑,它是一場馬拉松。」
我問江導,她投身社運的這麼多年來,和過去相比走到今日我們從社會上看到了什麼成果。
她這麼回答我。
「現在還不是驗收成果的時候。」
—
這是一部浪漫的紀錄片,她的拍攝角度就像「Live」那樣。
比起通過某個社會運動的主題、或是我們能夠輕易在網絡上獲得的資料畫面,這部紀錄片寫的是五位平凡人用各自的方式為社會抗爭。
他們在政治裡、在NGO、在特赦組織、在出版社,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身分、崗位。
他們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有掙扎和牽絆,為了感情、為了家人、更重要的是為了這個世界。
有人問,是什麼樣的能量讓馬來西亞和香港的社運一步步往前?
江導說,是每個人都有的,想要改變、想要更好的世界的心。
看完紀錄片的我陷入了沈思,甚至覺得慚愧。
—
然後腦海裡響起了「少年不識愁滋味,為賦新辭強說愁」這句話。
或許是因為想起自己過去的埋怨和愁雲慘霧,發現那其實是多麼微不足道的一個點。
因為那麼一個黑色的小點而蒙蔽了自己的雙眼、覺得世界因此而黑暗,那就證明了我們的視野有多麼的狹隘。
我們只看見了自己。
然後慚愧,看看自己活到這年齡尚未決定為了自己、為了周遭,自己能做/想做的事情是什麼。
還有多少個年頭我能說「趁年輕」、多少個能夠重新再來的機會?
你實在是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了。
五位主人公在不同的時間點、以不同的契機想要為社會做出改變。
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,是嘉美和允中;
然後是張老闆。
嘉美是香港人,從中學開始就熱心投身在社會工作。
她的丈夫是檳城的公正黨州議員,兩人是在香港社運的時候認識的。
不婚主義的嘉美決定和丈夫結婚,是因為他們知道社運這條路要承擔的險。
他們決定結婚,是為了在任何一方如果出了什麼事被逮捕的話,能夠保有探視權。
那樣的決定,彷彿是已經深信這一生都要為了社會奮鬥一樣。
而決定搬到馬來西亞定居之後,她的社運之路沒有因為離開香港而停止,
反而她比更多的馬來西亞人還要深切地關注馬來西亞的社會問題。
允中是砂拉越人,中學畢業後到台灣唸書時被台灣的社運啟蒙。
之後到了美國深造、再回到香港的大學任教,參與社運一直都沒停止。
但畢竟社會運動還是會有被當權者已各種法令扣查的可能,在父親勸說下,
他決定定居香港,每年回馬至少兩個月。
即使在香港,他也繼續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,同時也關注馬來西亞的社會問題。
想讓人們擁有更好的社會、更好的生活,這樣的精神是跨越國界的侷限的。
而他們正是用自身展示了這樣的價值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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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老闆在六零年代因為參與社會運動,在內安法令下關了八年的時間。
等到七零年代中回到社會,一切已經改變了,革命的種子燃燒出的火苗也幾乎都要澆熄了。
張老闆之後開了出版社,出版了很多與社會有關、冷門但充滿價值的書。
他的用意當然是想讓更多的人關注社會問題,或者最起碼地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。
張老闆說人們開出版社為了賣書賺錢,這麼不刺激的東西他不做。
他賣不賺錢的書,這樣才刺激。
不僅是在馬來西亞,他到印尼採購收集當地的社會書籍,參與交流會。
他想要在印尼開個書店(紀錄片是前兩年拍攝後製完成,現在張老闆已經開了印尼書店),
在那裏讓更多人看到大馬和印尼的社會書籍。
不管過了多少年,他堅持做他認為對的事情。
—
「社運不是一項短跑,它是一場馬拉松。」
我問江導,她投身社運的這麼多年來,和過去相比走到今日我們從社會上看到了什麼成果。
她這麼回答我。
「現在還不是驗收成果的時候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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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部浪漫的紀錄片,她的拍攝角度就像「Live」那樣。
比起通過某個社會運動的主題、或是我們能夠輕易在網絡上獲得的資料畫面,這部紀錄片寫的是五位平凡人用各自的方式為社會抗爭。
他們在政治裡、在NGO、在特赦組織、在出版社,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身分、崗位。
他們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有掙扎和牽絆,為了感情、為了家人、更重要的是為了這個世界。
有人問,是什麼樣的能量讓馬來西亞和香港的社運一步步往前?
江導說,是每個人都有的,想要改變、想要更好的世界的心。
看完紀錄片的我陷入了沈思,甚至覺得慚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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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腦海裡響起了「少年不識愁滋味,為賦新辭強說愁」這句話。
或許是因為想起自己過去的埋怨和愁雲慘霧,發現那其實是多麼微不足道的一個點。
因為那麼一個黑色的小點而蒙蔽了自己的雙眼、覺得世界因此而黑暗,那就證明了我們的視野有多麼的狹隘。
我們只看見了自己。
然後慚愧,看看自己活到這年齡尚未決定為了自己、為了周遭,自己能做/想做的事情是什麼。
還有多少個年頭我能說「趁年輕」、多少個能夠重新再來的機會?
你實在是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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